引子  中国人必须登上珠峰

　　1955年，中国人第一次接触现代登山运动，地点是在苏联。那时，苏联在登山运动方面发展得比较好，可他们没有8000米以上的高峰，鉴于中苏之间特殊的友邻关系，苏联提议，两国共同组队攀登珠峰。

　　在苏联的帮助下，1956年中国有了登山队，属中华全国总工会管理。直到1958年，中国攀登珠峰的计划开始酝酿，登山队才划归国家体委，由贺龙主管。珠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两国边境。对于珠峰的归属，当时中尼双方存在争议。划界谈判时，中方提议，将边境线划在珠峰顶峰，但尼方认为，珠峰完全在尼泊尔境内，与中国无关。

　　在藏语中，珠穆朗玛意为“大地之母”，但在尼泊尔，人们把它叫做“萨迦玛塔峰”。中方曾建议给这座山起个统一的名字，叫做“友谊峰”，但尼方拒绝接受：“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 ”

　　这样的反问缘于尼泊尔人的率先登顶。 1953年5月29日，39岁的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和新西兰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从南坡登顶珠峰，成为历史上第一支成功登顶的队伍。正是丹增・诺盖的这一创举，成了尼方在谈判中的重要砝码。并且，尼泊尔是印度的附属国。印度人一度叫嚣，中国人从来没有登上过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根本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土范围。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中国攀登珠峰陡然间成了一项庄严的政治使命。

　　在这样的情境下，中国可谓被“逼上珠峰”。

　　1960年5月25日4点20分，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藏族）经过数月艰苦卓绝的攀登，克服不计其数、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终于安全登上海拔8848米的地球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顶峰。至此，中国人在世界登山史上首次创造了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壮举！在这一重大事件的背后，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第一次行军，登山队前进至6400米高度，沿途建立3个高山营地，并将物资和装备运到6400米高度。第二次行军，队伍上到了7000多米的高度，打通从北坳底部到顶端的“登山公路”，在7007米建立营地。第三次行军，虽然3名队员在8500米建立了突击营地，但损失惨重，北京大学教师郭子庆因高原反应牺牲，而且全队共有50多人不同程度冻伤。最后冲刺走得异常艰难，有些地方完全是一寸一寸爬上去的，从8700米到登顶，上升100多米花了10多个小时。
       风波 苏联人突然撤退

　　1959年春，西藏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刚刚从东北峰下来回到拉萨的登山队紧急参与到平息暴乱的工作中，原定于5月的攀登计划因此被迫中断。经此变故，苏联人建议1961年或更晚的时间攀登珠峰。

　　但1960年3月，中尼双方就要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与时间赛跑的国家体委，坚持原定的1958年到1960年三年内登顶珠峰的计划，决定1960年春季单独从北坡攀登珠峰。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0年，苏联政府突然一纸命令，当时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一夜之间全部撤退回国。这项登山活动顿时陷于瘫痪状态。

　　面对这种情况，贺龙开始考虑由中国人自己独立攀登珠峰。贺龙将国家体委关于中国单独攀登珠峰的决定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后来，他又约邓小平一起去见周恩来，具体陈述了中国登山队近几年的成绩和攀登珠峰成功的有利条件。邓小平说：“要登珠峰的计划国外已经知道，我们现在要是不登，让外国登上去，就会失去创造世界纪录的机会。”周恩来同意了中国队单独登山的计划。
       准备 从国外采购登山器材

　　贺龙对攀登珠峰的艰巨性是有充分估计的。为了加强对从北坡攀登珠峰的领导，因此，他决定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副部长韩复东去西藏担任第一线指挥员。韩复东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西藏组织登山队。韩复东去西藏之前的1960年2月某一天，贺龙特意找他长谈了一次。贺龙对韩复东说：“珠峰一定要登上去，我们不光是为登高，还要进行科学考察。英国搞了几十年，没有从北坡登上去。我们呢，既要蔑视困难，又要重视困难。我们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要有这个劲头。 ”

　　与此同时，很快中国登山队决心独自征服珠峰的报告打到了刘少奇主席桌上。立即就得到了批复。有了关于登山装备物资的这份批复，随之而来的行动贺龙也都十分周到地考虑到了。贺龙要求：“我们要买好的，要保证我们的队员登山安全。 ”当时，瑞士的装备是最先进的，贺龙决定就从瑞士采购。经贺龙的批准，拿到70万美元专用资金的史占春带着翻译周正火速飞往瑞士采购登山器材。同时，全国各地支援的各种物资也在向登山队汇集。

　　贺龙审阅了登山队拟定的登山方案，并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对方案进行了修改。由于当时经济困难，物资缺乏，周恩来还亲笔写信给有关部门，让他们帮助购置、调拨登山所需物资。有些必用的登山器材国内没有生产，他就亲自写信让有关部门通知我驻外使馆从国外购置，紧急托运，从而保证首登珠峰的成功。

　　贺龙深知地方政府支持的重要性。他专门给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和西藏军区负责人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合力支持中国登山运动员从北坡攀登珠峰。 1960年3月10日下午，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3位将军在拉萨接见了全体登山运动员，表示全力当运动员的后盾。

　　至此，方方面面都基本准备就绪后，贺龙对登山队副队长许竞说：“各方面都下了保证，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登顶就是你们的事了。一定要登上去，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把珠峰拿下来。 ”于是，1960年向珠峰艰苦卓绝的大进军即将被这些憋足了一口气的中国勇士拉开序幕了。
       攀登 三次行军牺牲两人

　　1960年3月，登山队按原定计划到达珠峰大本营。全队有200多人，其中队员有60多人。其他的还有气象人员、随队医生、通信联络员、新闻记者和后勤人员。登山队计划采用步步为营、逐渐适应的办法，分4次行军完成登顶。

　　第一次行军，登山队前进至6400米高度，沿途建立3个高山营地，并将物资和装备运到6400米高度。另外派遣一个侦察组侦察北坳路线――这是攀登珠峰必然面对的第一道难关。20世纪20年代开始，英美等国家就试图从北坡登顶。但他们7次到了北坡的第二台阶，就全都失败了。因此，外国人曾经说，北坡是一条死亡路线，连鸟都飞不过去。

　　第二次行军，队伍上到了7000多米的高度，打通从北坳底部到顶端的“登山公路”，在7007米建立营地。不幸的是，第二次行军虽然完成了任务，但来自兰州大学的青年教师汪玑却因高原反应牺牲了。

　　第三次行军的基本任务是侦察突击顶峰的路线，并建立突击营地，如果条件成熟，则相机而动直接登顶。然而，谁也没料到，行动过程中天气突变，虽然3名队员在8500米建立了突击营地，但损失惨重，北京大学教师郭子庆因高原反应牺牲，而且全队共有50多人不同程度冻伤。

　　如此一来，随着高度的不断攀升，继续前进的人数也迅速减少。到8500米时，只剩下14人。更糟的是，此时氧气已经不够了，只能留下5个人。这5个人最后确定是，贡布、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和许竞。
       登顶 中国人终于来了

　　1960年5月24日，留下的5人中，实际只有4人要冲顶，多出来的是运输队队员屈银华。尽管说是运输队队员，但实际也兼任运动员。到了海拔8500米时，运输队的任务基本完成，屈银华留下的任务就是为冲顶的突击队员们烧水做饭。但正在烧水时，他突然听到喊声：屈银华，赶紧换许竞，许竞不行了。

　　自第一次行军以来，身为登山队副队长的许竞几乎每次都是担纲先锋侦察之职，为全队前进开辟道路，这让他的体力严重透支。上午9点多，4名突击队员刚刚走出几十米远，许竞已两次倒下。没有时间犹豫，只能赶紧让屈银华顶替许竞参与冲顶。

　　中午12点多，4人来到了传说中的“第二台阶”，这是一个高约30米的天险。其中，最艰难的一段是6米多高的峭壁，几乎垂直，没有任何支点。正是这里，阻断了中外众多登山队员的脚步。

　　当时，4名登山队员，几乎都试了，但全都滑了下来。最后，刘连满想出了搭人梯的办法。屈银华借助刘连满的托举，在岩石上砸进两枚冰锥，穿上保险绳，并利用保险绳，第一个爬上峭壁顶端。其他3人亦如法炮制，终于成功突破“第二台阶”。

　　但代价也是巨大的：他们原本计划，珠峰最后300多米的高度，用9个小时完成。可是，光通过“第二台阶”就花了5个多小时。而且，刘连满在此处已耗尽体力。屈银华为了攀爬方便脱掉高山靴，导致脚趾全部被冻掉，连脚后跟的肉都被冻掉了。

　　无奈中，刘连满在离峰顶100多米处含泪留下。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继续向顶峰进发。此时，天色已晚，虽然有一些雪，但还是看不清楚。不过，3人还是决定摸黑前进，因为根据天气预报，本轮好天气将于次日结束，他们必须赶在风雪来临之前登顶下撤。

　　因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食，3人体力都下降得很厉害，有些地方完全是一寸一寸爬上去的……当时，王富洲问贡布，到了没有，贡布说还没有。他们就一直走下去，大约半夜两三点时，王富洲又问，到了没有，贡布回答，再没有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去了。

　　这时，王富洲拿出一张纸条，写上：中国登山队，1960年5月25日，共3人登上了顶峰。然后，拿出背包里的毛主席石膏像和国旗。他把国旗拿出来，展开，晃了晃。由于顶峰是光秃秃的，他们就在靠近北面有岩石的地方拿冰镐撬，撬不动就用脚上的冰爪踹，弄出来一个凹处，用石头把石膏像和国旗、字条盖上。

　　后来确定，中国登山队登顶时间为5月25日凌晨4点20分。
       返回 脚早已经不听使唤了

　　王富洲3人走后，刘连满发现自己的腿动不了了。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回不去了，就想把氧气留给队友，他们登顶回来估计氧气应该用完了。于是他解下氧气瓶，在上面写下了这样的话：“富洲同志，这次我不能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由你们去完成吧，氧气瓶里还有些氧气，对你们下山会有帮助，告别了。 ”

　　中午，王富洲他们下来的时候，刘连满还奇迹般地活着。也许是休息了一夜的缘故，也许是看见队友们回来太激动，刘连满一下站了起来，和队友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刘连满告诉记者，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登顶珠峰。他询问当时的登顶队员在海拔8700米的一块岩石下是否发现他留下的氧气瓶，队员告诉他，氧气瓶在海拔8800米而不是8700米，也就是说，刘连满当时距离珠峰顶峰仅有48米。

　　从顶峰撤下的时候，屈银华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走回到8500米营地。“我的脚早已经不听使唤了。感觉再踩下去，就会碎了似的。等到6400米营地的时候，脚再也走不动了。由于脚和鞋已经冻上，只能用剪刀把鞋剪坏，才把双脚取出来。 ”屈银华说。
       超越 4年后又完成一壮举

　　1973年，在西藏担任近14年登山教练的刘连满因登山队解散，回到哈尔滨工作。组织上要分配他到机关工作，他却坚决要求回到电机厂消防队。5年后，刘连满因遭遇陷害被撤职。平反后，他又回到原单位搞人防工作，直至1993年退休。

　　登顶珠峰4年后，王富洲完成了他的又一壮举：登顶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这是最后一座有人登顶的8000米以上高峰。

　　随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让刚刚起步的中国登山事业陷入低谷。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曾希望中国女子登山队员创造女性最早登顶珠峰的纪录，选定的时间为1966年，“物资都运到了8100米，我也到了8100米，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停了下来。 ”说起当年这次半途而废的行动，王富洲至今觉得遗憾。

　　1975年，王富洲再次来到珠峰脚下，作为中国登山队的党委书记，他见证了潘多等9名队员创造历史的时刻。在此后的岁月里，中国的高山骄子们不断超越，一次次刷新历史。作为一名先行者，王富洲关注的目光从未离开，谈及西藏登山队历时14年登顶全球14座8000米以上高峰的战绩，王富洲难掩兴奋：“这是世界性的壮举！ ”

　　由于严重的冻伤，屈银华已无法再从事伐木工作。 1961年屈银华正式调入中国登山协会，分管国家队的工作，并在人民大学深造了5年。 1965年，他又远赴新疆为组建国家登山队埋头苦干，这一干就是十几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