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大本营
1953年5月29日上午11时，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和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登上珠穆朗玛峰之巅，人类首次登顶珠峰。神圣的珠峰从此变得更加可亲。60年来，越来越多人来到喜马拉雅，哪怕只是遥望珠峰美丽的容颜。
每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都仰仗着这座神山赐予他们的福祉。旅游和登山兴起之后，这福祉变成了珠峰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商业机会和就业机会。
帐篷旅馆
从世界上最高的寺庙出发，不到10分钟即到“旅游大本营”，在它前方5公里，是珠峰登山大本营。旅游大本营兴起于1995年或1996年，它由两排帐篷旅馆组成，为等着看珠峰日出日落的游客提供住宿和歇脚之地。
傍晚7时许，日影西斜，风也更冷了。措珍卓玛往炉子里加了一块牛粪，调起炉火，努力让帐篷里暖和点。她把7个月大的儿子丹增放在一只篮筐里，开始准备晚饭。
2011年，她和丈夫顿珠花2万多元置办起帐篷旅馆需要的所有家当，又掏1000元请人给拉上山。此后每年4月初，他们就上山与珠峰相伴，10月中下旬旅游季节结束，再回到50公里外扎西村的家。
帐篷旅馆的价格是政府定的，现在是淡季，每人每晚60元，到了六七月份的旺季，价格要翻一倍。帐篷30平方米，能住8个人。卓玛不无失落地说，今年政府调高了“地价”，每个帐篷的地价从1.45万元涨到了3.5万元，但住宿价格没调，收入要受很大影响，去年纯收入7万元，今年还不知道能有多少。除去“地价”，卓玛要付的成本还有烧炉子的牛粪羊粪，海拔高气温低，炉子要整夜烧着，一袋15公斤的牛羊粪三四十元，两个晚上就烧完了。
卓玛和顿珠的汉话说得不错，她没上过一天学，汉话是小时候家里开旅馆时学的，丈夫读过初中，学过汉语。这是在大本营做生意起码的条件，村里有些想来开帐篷旅馆的人，因为语言障碍，只能作罢。
登山为生
闲聊间，卓玛突然说她的弟弟德庆欧珠也是登山向导，西藏登山学校毕业的，现在正在山上准备登顶。
她的丈夫顿珠也曾于去年被登山队聘作厨师，在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干了两个多月活。和登山“装备党”相比，顿珠攀登到6500米的过程简直太过轻松了。他指指腿上的牛仔裤，表示自己就是穿这个，里面加一条毛裤上去的，当时脚上穿一双解放鞋，身上套件羽绒服，爬冰川的时候也没用冰镐，照他的说法，虽然要踩过冰道，“路挺好走的”。
似乎当地人的生活或多或少都与登山相关，定日县旅游管理站珠峰大本营工作站站长拉巴次仁说，他也曾将儿子送去登山学校学习过，只是后来觉得做登山向导太过危险，中途让儿子当兵去了。
他今年40岁，1999年被派到珠峰大本营工作站当联络官，负责登记进山的登山团队、环境治理和牦牛租借。所有的登山队都需要租用牦牛，将物资从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运送到6500米的前进营地。现在县里牧民家的牦牛有869头。今年到目前为止，登山队一共租用了1000多头/次牦牛。
登山为当地老百姓创造了致富的机会。每头牦牛租用一天50元，一个人赶3头牦牛，人力价格是每天60元。为了保证致富机会均等，县里规定，不能让一家人把一个登山队的活都包圆了，否则家里牦牛多的富人会更富，穷人更穷。对帐篷的管理亦是如此，为了保护珠峰脚下的环境，县里规定旅游大本营的帐篷总数不能超过58顶，村民们不能一窝蜂而上，必须轮流来，像卓玛和顿珠，最多只能在山上做3年就得下山，之后也没有机会再来。为了照顾到每一个村子，每一批的指标也是有限的，卓玛所在的扎西村这一批只有4户。
架设“天梯”
可能出于类似的考虑和当地少年的身体适应性更强的因素，西藏登山学校校长、中国业余登山队队长尼玛次仁于1999年创办的西藏登山学校主要面向珠峰所在的定日县和聂拉木县贫困家庭招生。
学校的学生被培养为专业的登山向导，在真正成为向导之前，学生不仅要经过3年理论学习和1年实践学习，还要有丰富的登山经验、修路、建营和运输的经验，毕业七八年后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向导。
登山这碗饭显然不好吃。拿每年登山前的修路来说，所谓修路，是为登山者在陡峭难行的山坡、雪坡和裂缝地段架设路绳和梯子，是整个登山活动中最为危险的活。修路时，山上残留的去年的路绳大部分已经风化断裂，修路者要完全凭借个人高超的登山能力，背着沉重的路绳、岩钉、冰锥、雪锥等工具，缓慢推进。珠峰修路一共需要5000多米绳子，直径8毫米的尼龙绳每100米约七八公斤重，都得靠修路者自己背上去。每年由于冰川变化，原来架设的梯子可能需要重新架设，有些特别陡的地方还要做固定点，这就需要用岩钉和冰锥将梯子固定在上面，非常危险。由于修路大约需要1个月的时间，修路者要在4月中旬上山，上述一切作业都要在低温、大风的环境中完成，尤为艰难。
尼玛次仁说，登山是个系统工程，包括队员在拉萨和大本营的适应训练、营地以上的协作服务、修路建营运输和后勤保障等。有了这些特殊的服务，登顶珠峰才开出了昂贵的价格――30万元。以今年登山队的规模为例，20名登山者需要的向导及后勤保障人员达七八十人，光氧气就要消耗200多瓶。
珠峰保洁
拉巴次仁说，由于影响申请登顶的原因较为复杂，每年从中国境内的北坡攀登珠峰的团队人数不太固定。2005年―2006年人数最多，国内外登山队包括登山者和向导在内达700人，2008年前后约400―500人，2010年是300―400人，去年较少，只有200多人。今年登顶珠峰的国外团队就有40个，平均每个团队10人左右，加上后勤保障，约400人。
登山的人多了，带来的问题也逐渐凸显，最令拉巴次仁头痛的是珠峰上越来越多的垃圾。虽然1988年成立了珠峰自然保护区，但由于缺乏环保意识，珠峰上的垃圾始终无人清理，直到1998年，大本营的垃圾还是采取深埋的方式，有的埋了2米深。1999年，拉巴次仁到珠峰大本营工作站后，雇用当地牧民，把地下的垃圾挖出来，清理出去。20个人整整干了1个月，才把存量垃圾清理干净。
“现在规定商户先将垃圾收集起来，我们每个星期组织5名清洁工清理一次，每次最多一车垃圾，比以前少多了。”拉巴次仁说。
遗憾的是，由于缺少登山技能和装备，拉巴次仁的工作站只能对海拔6500以下的环境卫生负责。看着每年几百号人往珠峰上攀登，拉巴次仁很想知道上面的情况如何。他曾多次将自己的相机交给登山者，请他们代为拍摄山上乱丢垃圾的照片，但绝大部分人没有拍回来。在少数人拍回来的照片上，拉巴次仁看到山上的垃圾大多数是氧气瓶、电池、方便面包装袋和塑料袋等，也有个别的临时性生活垃圾，虽然不密集，但看着令人非常痛心。
拉巴次仁虽然很生气，但又无能为力，他知道这需要政府投入一大笔资金，但目前看起来想做到这点很难。他提到每年都有一个环保大行动，但只是个形式，参与者只管清理自己产生的垃圾，对其他垃圾视而不见。
“实事求是地说，清理垃圾和环保一块只有我们这些人在做，那些搞活动的，我不欢迎。”拉巴次仁在珠峰大本营工作站工作了14年，已经累出心脏病和风湿性关节炎，但是他担心自己走了，别人的环保意识跟不上，所以还想再坚守几年，能多做一点是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