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我还依然能够清晰地记起第一次见到扎西旺加的情境。那是2013年五一期间我们去拉萨第二次调研的时候。由于第一次调研的时候完全没有发生传说中的高原反应，我和老雷都对去拉萨这件事情放松了警戒，这次上去之前，一个连熬了几夜，另一个感冒打着喷嚏。结果就是“No Zuo No Die”，整个调研期间我们都处于半昏迷状态，直到最后一天完成此行的最终任务的时候的那段时间才奇特地清醒了起来。

对于《喜马拉雅天梯》的摄影团队，我们一直认为，首先必须是藏族人，其次要有电影的品质，同时也要对纪实性的拍摄经验丰富。几条标准下来之后，其实可选择的空间相当有限，最后，曾经拍摄过《西藏一年》的孙书云导演给我们推荐了她当年的合作伙伴：扎西旺加。在西藏的这几天，我们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和这位未见其人、先闻其名的摄影师取得联系，最终约定在临走前的最后一天，在布达拉宫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面。

还没有走到咖啡馆的时候，我就远远地看见这家咖啡馆门口停车场边上，一个魁梧的大汉坐在一个鲜绿色的塑料板凳上。逐渐靠近之后，我看清楚了这位大汉戴着一顶鸭舌帽，上身是迷彩背心；同时，他也看到了我们，站起身，一瘸一拐地走过来打招呼。原来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摄影指导扎西旺加。他当时因为股骨头坏死，刚刚放弃了使用手杖，不能多站，于是就借了看车人的塑料板凳，坐在门口。

扎西旺加是在新影厂胶片训练出来的老摄影，他和多吉是西藏地区仅有的两位能够达到电影标准的藏族摄像。现在多吉主要在北京工作，旺加因为要修养腿伤，就在拉萨，成为新影厂在西藏的唯一一名常驻工作人员。在咖啡馆的二楼，我们直奔主题、一拍即合。他对《喜马拉雅天梯》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一直强调，这部纪录片，不是为了拍摄登山而登山，背后理应有更多的对西藏当下和未来的思考。同时，他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摄影建议，比如在珠峰上如何进行延时拍摄来提高整体的画面品质，如何选择拍摄对象捕捉感人的故事，显示出一名老摄像的丰富经验和敬业精神。

随着拍摄的展开，扎西旺加和他领导的摄影团队成为了《喜马拉雅天梯》这部电影最为重要的一块拼图。他们不仅通过和拍摄对象的积极互动和对现场的主动捕捉体现了专业的影像工作水平，而且对影片的主题思想形成了核心贡献。由于自身就处在西藏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剧变的社会语境中，藏族的创作者们对于本民族的当下和未来有长期的思考，从而成为了影片能够抵达拍摄对象内心深处的坚实保障，提供了文化深描的可能性。

从咖啡馆出来，已经是三个小时之后。和扎西旺加的第一次长谈，也标志着最后一次前期调研工作的圆满结束。回到住处之后，我和老雷一边萎靡在各自的床上、抵御着难熬的高原反应，一边隐约地听到旅店的院子里，来自各地的旅行者们正谈论着各种人生问题。

我想，也许只有在西藏这样的地方，陌生人之间敞开心扉、探讨点人生哲学，才不算是突兀或者不合时宜的。

（图/文：梁君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