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黄色小鸭。(图/记者陈姿吟摄)

文／曾柏文

有次我参加一场露天音乐会，演出巴哈音乐。没想到现场响起巴哈音乐的唱片录音、电子铃声，出现兜售音乐CD跟相关玩具的小贩。音乐家愤怒中斥责小贩不尊重音乐会。小贩回呛“巴哈音乐又不是你的专利，你还不是在门口卖自己的 CD”。

好吧，故事是虚构的。但这正是昨晚看到范可钦回呛霍夫曼时，我忽然想到一个恶趣味的画面。

范可钦抨击霍夫曼，指出台湾过去有五十件黄色小鸭延伸商品，没有一件知识产权登记在霍夫曼先生名下。范强调卖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他授权。

如果在其他地方卖，这是事实。

但是我以为，这次争议核心不是黄色小鸭商品的“授权金”，而是在“港中巨鸭”这个霍夫曼构思创作的活动现场，主办方有没有权力在未取得原创作者同意下，擅自添加各种“活动添加物”，让活动本身背离创作者的原初想像。

这里涉及一个比较不容易厘清的界线：“艺术创作”的范围。

范可钦跟黄议长的回应，显然将霍夫曼的“创作”，狭义地理解成那只放大的塑胶鸭。所以他们的态度是：我们只是说好放你的大鸭，但我们要卖我们的小鸭，你管不着。

但我猜想，对霍夫曼而言，“创作”指的是：邀请人们去靠近大黄鸭，去唤醒内心那片童真，在共同的惊叹中忘却彼此歧异的“整个过程”。具体而言，至少包含活动现场整体。所以鸭子转不转，现场其他活动安排，乃至各种摊商与衍伸商品泛滥的程度，都有影响。

霍夫曼在个人网站上写道：

"The Rubber Duck knows no frontiers, it doesn't discriminate people and doesn't have a political connotation. The friendly, floating Rubber Duck has healing properties: it can relieve mondial tensions as well as define them."

其强调了黄色塑胶鸭具有跨越边界、人种的，普世性的友善，以及其能缓解各种形式张力带来的疗愈。而从霍夫曼在网站上辑选的照片更能看出，其期待的展示现场，总是安静、纯粹。或许是因为他相信，只有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才能让观看者更贴近内心深层，童年时看到黄色小鸭那种快乐。

关于黄鸭在台湾造成的心理效果，黄孙权也在十月号的《今艺术》有段很深刻的观察：

“... 黄鸭流行提供台湾人合宜的引人注目事件...。在政治社会上的分裂斗争，已使得台湾人无论参与哪一方的群体都会经验不愉快，只有在黄鸭前，我们才有可能每个人都相似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接近。非常嘲讽地， 黄鸭使得台湾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因为台湾社会不会有任何的对立，能像黄鸭的喜爱者与批评者的对抗如此轻微了，黄鸭产生了形式同一的力量。我们一起爱或恨黄鸭，只是我们想消灭羞耻。我们真诚的想要欢欣鼓舞，与邻人同乐，不论党派手拉手，共享童稚的快乐；我们想要认真辩论，从薪资服贸到社会不公，从都更到环境破坏，但这些在台湾现实几乎不可得了...”

若从这样的脉络观察，基隆主办方层出不穷的“惊奇”（小鸭旋转、劲歌舞曲、大量摊商与周边商品），看在创作者眼中，无疑是对其初衷的背叛。我们可以想想，这些添加了的人为欢乐，是否可能剥夺了观赏过程的心理空间？阻绝观众贴近创作者想营造的心理经验？

至少对我而言，会。

看到基隆这场闹剧，我有种厚重的违和感，就像在音乐会听到铃声，像在典雅的建筑雕刻看到俗艳的装饰灯光，就像在有机餐厅料理中吃到人工甘味。那不是授权金谁赚的问题，而眼见有人用一种用太自以为是、太大量的画蛇添足，破坏了“创作/欣赏”这种美学关系原有的平衡。

这是一种不能用钱计算的侵权。

后记：其实我觉得， Hoffman 本人在艺术与商业间的拿捏，也有争议空间。但这篇短文没办法处理那么多角度，我就只专写这次主办方。

以上文章转载自想想论坛

原文出处：Notes: On Public Controversies

曾柏文
本文作者目前任职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I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