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宣告下野，离平来沪，准备出国，由月笙招待他，住于福煦路181号。一天晚上，发生扔炸弹事件。这于月笙面子不大好看，而于学良安全更成问题。

月笙于处世哲学有其别出心裁的见解，他常挂在嘴边，认为人有3碗难吃的面：一是情面，碰上朋友尴尬时际，天大事也得代顶下来，这当前的情却不能不讲。所以这碗面很难吃，但不能不吃。二是体面，还是自己的事，纵然穿不上长衫，冒充不得斯文，但在口头上、行为上，总应显得光明磊落。这碗面不易吃，却必须吃。三是场面，有了天井想花园，有了老婆想妾侍，这是没法填满的无底洞，如果在这上面考究，场面越拉越大，做人的道理也就越拉越远。始而自己已走了样，继而得罪了朋友，最后非栽筋斗不可。所以这碗面最好不吃，如果要吃，须得细心地吃。

言人所不能言

此外，还须认识到面子是人人都要的，有时应自我委屈一下，以顾全他人的面子。至少，也得顾到不伤害到他人的面子。“面”与“面”谐音，他就这样半庄半谐地借题“吃面”以发挥其“面子”理论。

月笙又常批判人才，分为四等：有本领无脾气的是上等；有本领有脾气的是中等；无本领无脾气的是下等；至于本领毫无而脾气极坏的那是蠢材，属于劣等。可是在他眼光中的本领，并非着重于“才高八斗，诗成七步”的硕学通才。他所欣赏的是在其人能以敏捷头脑、活跃手段，从艰苦的环境里闯出新天地。这新天地倒不专指风和日丽充满光明的境界，如果其人能够驱神遣鬼而造成一个阴森可怖的局面，亦自在可喜之列。

又在他眼光中的脾气，并非偏爱于规行矩步、一躬到底的谨愿君子。他所赞美的是禁得起考验、受得打击、于形势不如人之下而能尝胆尝粪的忍汉。这类忍汉子倒不专指担当大事的人物；如果其人属于鼠窃狗偷一流，而在事发以后，熬尽苦头，依旧口风极紧，亦属孺子可教。他就属于这类格局的人，而在他左右的朋友，站得稳、说得响的，也多属于这类典型的角色。

民国23年，张学良宣告下野，离平来沪，准备出国，由月笙招待他，住于福煦路181号。一天晚上，发生扔炸弹事件。这于月笙面子不大好看，而于学良安全更成问题。同时热河方面，日军正在进攻，军事吃紧。上海市长吴铁城借此题目，准备发动市民大会，向学良提出要求，捐款8千万以充军费。风潮激荡，将使他越发难堪。其时刘震寰从张家口追踪南来，对于学良前途，极表关切。在听到这些风声后，走访月笙，叩询究竟。

月笙告诉他道：“这是我自找麻烦，可是我又愿意惹这些麻烦。自从有人扔炸弹后，我已三昼夜未曾合眼。现在总算查明，这与局外人全不相干，更与上海人无涉。我已警告这批人：这次我已下了决心，他（张学良）在上海一天，我准保护他一天。他离开上海的一天，才是我卸责的一天。但我还得亲眼看他上了邮船才肯释手。你们如再有所行动，那不是对付张学良，而是和我杜月笙过不去。为了朋友，莫怪我翻脸。”刘震寰听到此处，赶紧离座起立，并和月笙热烈握手。

月笙又继续说道：“我曾向吴市长说过，热河紧急，军事需款，可由我杜月笙出面募捐。偌大数额，怎好向一个行将出国的人开口。我和张学良固属朋友，但在他当权的时候，我没有沾他一分光。今天他在势穷力蹙之际，在我看来，这位少帅，仍值得使人尊重。我们不必问他抵抗与不抵抗，他手下拥有几十万大军总是事实。凭著政府一纸命令，他便乖乖下野，这是自民国以来恐怕还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吧！如果带兵的个个像他，这么多年的内战也就打不起了。所以我们无论论公话、说私情，对他应得另眼相看。何况天下事，得饶人处且饶人。又何必节外生枝，故为已甚。吴市长听了我这番话，捐款之议，也就从而打消了。”

说到此处，震寰又赶忙离座趋前，再度和月笙握手。震寰一向不知月笙为人，这是初见面。晤对之余，深感其人不唯急人之急，且能言人所不能言，大大佩服，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不与好友争位

民国27年秋，胡笔江、徐新六等一行由香港乘飞机去重庆，在广东边境，飞机被日军击落，坠入海中。除一人生还外，余皆遇难。笔江为交通银行董事长，遇难后，该行发生继任人选问题。总经理唐寿民与月笙晤商，希望他出面接任。衡以当时情势，月笙如果有意，重庆绝不致不予通过。但他于考虑后，认为任何银行的董事长都可承之，独有交通银行的董事长不便继承。

因为钱新之和交通银行向有渊源，那时亦在香港，与其由他接任，不如由新之接任之为顺理成章。至低限度，亦须先征新之意见，以为准绳；如果新之峻拒，他才能着手进行。否则好友之间，情面上说不过去。于是反转头来，转邀寿民和叶琢堂先生向新之劝驾。新之唯唯否否，既不拒绝，亦未承诺。琢堂与月笙窥其似非无意，因即联名去电孔祥熙部长保举。旋被接纳，并予发表。（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