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人心所向，不是我个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这个称谓，满洲人心必失。

“‘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16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说。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他像来时那样恭敬地向我祝贺一路平安，行了礼，就告辞了。”

溥仪说：“接着我在静园里，便开一个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宝琛和郑孝胥两人，展开激烈的辩论。陈说：‘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郑说：‘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之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

侵占东北既成事实

“陈：‘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尚无此意。事情不是游戏，应请皇上三思而定。郑：‘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三思再思如此而已。陈：‘我说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郑：‘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皇上于何地？”

“陈：‘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皇上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皇上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郑：‘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陈：‘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我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但心里认为，陈宝琛忠心可嘉，但嫌迂腐。”

此后日方急于要把侵占东北作为既成事实，免得国际干预和舆论攻击，他们几经考虑，认为劫取溥仪非采取一个有效而激烈的办法不可。于是在天津以及静园做了一连串恐怖事件，使溥仪无法安居。

1931年11月11日，溥仪瞒着陈宝琛等遗老，只带着郑孝胥、郑垂父子离开天津。偷渡白河，于是出大沽，达营口，住进了对翠阁温泉旅馆时，行动便受了日军的限制，事事都要听坂垣大佐的摆布。一星期后又搬到旅顺，住的是大和旅馆，行动限制比住对翠阁时尤为严密。这时溥仪更感到惶恐不安，他知道他的命运完全操在日本人手中。

他在回忆录中说：“这时占据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块殖民地，它要驻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何必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我如果不当皇帝，我存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陈宝琛老夫子以八十高龄的风烛残年之身来到旅顺时，曾再三对我说：‘若非复位以正统系，何以对列祖列宗之灵！我心中把土肥原、坂垣恨得要死，……。”

陈宝琛老臣谋国，前赴旅顺，纯为进谏，并非攀龙。日后溥仪便听了陈宝琛的谏言，开了12个条件给坂垣，每条都是着重在“正统系”。不久溥仪便和坂垣会谈，其谈话摘要如下：

坂垣说：“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5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

他不等中岛翻译完，又拿出满蒙人民宣言书，以及5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我面前的沙发桌上，我气得肺部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著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是大清帝国吗？”“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拥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

听到从坂垣的嘴里响出“阁下”两字，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呼，原来就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我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大声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满洲人心所向，不是我个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这个称谓，满洲人心必失。这个问题必须请关东军重新考虑。”

非共和制是执政制

“满洲人民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人心所归，也是关东军所同意的。”“可是日本也是天皇制的帝国，为什么关东军同意建立共和制呢？”“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这个字眼。现在不是共和制，是执政制。”“我很感谢贵国的热诚相助，但别的都可说，惟有这个执政制不能接受。皇帝的称谓是我的祖宗所留下的，我若是把他取消了，即是不忠不孝。”

“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我相信必定会通过帝制的宪法，因此目前的执政，不过是过渡时期的办法而已。”“议会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么议会封的。”我们争来争去总谈不到一起，最后坂垣收拾起他的皮包，表示不想再谈了。他的声音没变，可是脸色更青更白，笑容没有了，一度回到他的口头上的“宣统帝”的称呼又变成了阁下，“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他冷冷的说完，便告辞走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