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雄白的汉奸身份容或会有争论，但他保存与发掘汪政权史料的功绩则是不容抹煞。

“当第一次交稿给他时，为了兴趣索然之故，既未装上篇名，也未决定用何笔名，不料出版之后，才看到他竟然为我代装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那样不伦不类的题目，又为我起了‘朱子家这个笔名，真使我啼笑皆非，但黑字印在白纸上，事已成事，要改也无从改起了。”

经历丰富著作等身

1959年7月始陆续刊行单行本，1964年2月全书4册杀青。数十年间再版5次之多，并于1960年翻译成日文。以后又不断增订补充，以《汪政权实录》合订出版，1965年合订精装本再版后，改为《汪政权始末记》。在华人社会一纸风行，在海外引起很大轰动。

学者胡志伟认为“这部7、80万字长篇回忆录，是研究汪政权的第一手史料，在系统研究汪伪史领域，比大陆与台湾学者起步早几十年。虽然内容不乏自我吹嘘隐恶扬善之处，定位也局限于一家之言和片面之辞，但历史真相正是必须在无数片面之辞中组合发掘出来。金雄白的汉奸身份容或会有争论，但他保存与发掘汪政权史料的功绩则是不容抹煞。”

“此书缺点在于因为在刊物连载，大多急就篇，没有统一大纲；纲目之间缠结凌乱，叙事前后倒置，内容多有重复，文字也比较拖咤。”

金雄白在书中自序也说：“在连续写作期内，因为忙于笔债，事前既没有预先拟定一个大纲，更以记忆力减退，参考资料全付阙如，……。到每期《春秋》最后截稿期，就随便抓上一节往事，完篇塞责，所以前后每多倒置，次序也见凌乱。”

“又因我力求想做到信实，仅就亲见亲闻的事实为根据，每以孤陋，失之琐碎。假如有一天还能重回故土，将以余年搜集资料，重为改写，这只有期之于渺茫的将来了。这一本书，只能说是我参加汪政权的个人回忆录，也是我流浪中的一份纪念，假如谬承读者以史料相视，将会愈增我的惭愧。”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连载完毕后，金雄白又根据在日本遇到川岛芳子（金璧辉）的胞兄金鼎志的口述资料，写成〈肃亲王与川岛芳子父女〉，后来出版单行本，改名《女间谍川岛芳子》。

1960年9月《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在日本时事通信社的《世界周报》连载完毕，出了单行本，改名《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因有此渊源，金雄白被该通信社聘为驻港特约撰述员，前后达11年之久，每年帮他们写一本书，所以金雄白在日本出版的书，有《中共之内幕》、《中共之十大问题》、《中共之外交问题》各1册，《中共之经济问题》上下册，《文化大革命》3册，每册都在20万言以上。

又因时事通信社的关系，接受内外情势调查会暨外交知识普及会邀请，自1961至1967年止，每年一次到日本巡回演讲，1968至1971的4年间，又改为春秋两次，足迹遍及东京、大阪、京都、神户、名古屋、横滨、前桥等各大都市。

1971年5月30日金雄白应聘于日本时事通信社，离开香港抵东京，但仅3个月时间，就脱离了工作11年的这家新闻社。从1971年9月至翌年9月，整整1年并无工作，成为异国的无业游民。之后因长谷川才次另行创办一家内外新闻社，要他为该社出版的各种刊物，撰写稿件，稿酬以外，既不必到社办公，还可坐领干薪。

1973年9月30日他返回香港，应姚立夫之邀，担任《港九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及总主笔3职。但为时极短，金雄白说：“仅仅经过几个月，自己觉得我对《港九日报》是一件道地的废物，即对立夫来说，也徒然增加他一层精神负担，知难而退，乃毅然于1973年11月上呈请辞，信内有两句表明我态度最重要的话说，是：‘为尽友谊而来，为全友谊而去。”

于是1974年3月14日，他再度踏上日本，回到内外新闻社，每月为《世界与日本》周刊写一两篇有关中共问题的专论，每月另外单独撰写一份〈中国观察〉单页，有时也写印1、2万字的小册。

笑骂由人不待身后

1974年他的《记者生涯50年》开始在香港《大成》杂志第10期连载，迄于1977年6月第43期止，前后2年又10个月，共68章，几近30万字。金雄白认为那只是一部浮生杂记而已，他说：“70余年的岁月，一弹指耳，回念生平，真是如幻如梦如尘，在世变频仍中，连建家毁家，且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俱往矣！留此残篇，用以自哀而自悼，笑骂自是由人，固不必待至身后。”

1985年1月5日，金雄白病逝日本，终年81岁。他曾说当他在青壮之岁，寄身于全国最繁华十里洋场，恣意惬心，优游度日，一切纸醉金迷之地，莺啼燕叱之场，几无日没有他的踪迹。

在同一时期他雇有3位名厨烹调，拥有5辆汽车代步，可说是席丰履厚。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名，让他身受缧绁之灾，家遭籍没之痛。而1952年在香港经商失败，3年中不仅饔餐难继，也遭尽了亲友白眼与诟辱。他的一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传奇。（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