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常说：“不识字可以做人，不懂事理不能做人。”他办一件事，先决定上策如何？中策如何？下策如何？还要考虑到后果会如何？好会好到如何地步？坏会坏到如何程度？他往往先听别人讲话，自己默不出声，等到别人讲完，他已定下了决策。

薛观澜说他所写的事迹，什九是曾身历其境的，他说盖闻作者之条件有三，曰：“信、达、雅。”读者诸君之于拙著，只能取一个“信”字而已。《我亲见的梅兰芳》为作者晚年的一本精彩的著作，围绕梅兰芳，谈论当时的伶人往事和精彩的戏码，是京剧史上的重要史料。书稿完成后不久，作者便病逝于香江，著作未及出版，历经半世纪后，重新出版，除告慰作者外，又为京剧研究增添重要的资料。

可补正史之不足

薛观澜一九四九年南下香港，直至一九六四年病逝。晚年在香港《天文台》报纸辟有“观澜随笔”专栏，而在香港《春秋》杂志亦写有诸多回忆文章。因其身为袁世凯的女婿，对当时北洋军阀的重要将领，如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杨宇霆等人都有深入接触，而他和徐树铮更是朝夕相处甚久，知之甚详，因此多篇记载徐树铮之事，尤其是徐树铮廊房遇害，更是他亲身所见，他前后写有两篇长文分别发表在《天文台》及《春秋》杂志，虽详略有别，而皆作者身历其境，可补正史之不足。

薛观澜在序言中云：“自留美归国，奔走四方，于兹三十六年，笾笾日老，逐逐仍劳，所感所见，可歌可泣，兴之所至，率笔及之。”虽是如此，但他对于这些忆往的文章，特别强调是“事存真相，不加渲染”，因此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当为治史者所重视。薛观澜又云：“体裁广泛，随笔所之，要以风俗掌故为经，戏剧奕棋体育音韵为纬，凡此国粹攸关，非小道也。”这是就其内容而言，它包括政治历史以及戏剧围棋等等，今为读者阅读之方便，特分为《北洋政坛见闻录》及《薛观澜谈京剧》二书，此在其生前均未曾出版过，有几篇文章还是他去世后以“遗著”而发表者。

杜月笙的名字虽然如雷贯耳，但大多数人对杜月笙还停留在他是青帮老大，似乎一天到晚只是打打杀杀的刻板印象。这是长期受到媒体及坊间写杜月笙书籍的极大影响所致，是相当偏颇的看法。我们无庸讳言，杜月笙曾为黑帮老大，也曾贩卖烟土，开过赌场。但绝非就只有这些事，余则无足观矣。杜月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富传奇性的人物。他长袖善舞，对前清遗老、军阀政客、党国高层、社会名流，乃至金融工商钜子，无不执礼甚恭，看他恂恂如也，鞠躬如也地周旋于达官显宦群里，揖让于耆老缙绅间，倾力结交，甚至结拜为把兄弟，或收为门生弟子，给予经济支援，或月奉规银，养为食客。而蒋氏高层如孔祥熙、宋子文、戴笠等，无不与之结为密友。有这样一张足以操纵政界、工商金融界的关系网，有法租界做靠山，杜月笙在上海滩可谓左右逢源、纵横捭阖，一呼百诺，终成为一代人物。

杜氏具谦冲美德

《传记文学》已故社长刘绍唐在谈到《杜月笙传》时说：“杜氏自称‘朴实无文，因为他出身寒微而未受教育，终其一生没有信函日记等材料遗留下来。中年以后，虽显赫一时，对民初政治及政治人物有极重要的影响，也主持过许多大企业，但正式史料记载则绝无仅有。推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杜氏具有谦冲的美德，许多事情由他出面解决，他却不愿别人在事后提起；另一方面，若干人士受杜氏之惠以后，往往有一种极微妙的心理，即在事后多不愿、或不敢甚至不屑把杜某人的关系坦白地说出来。

在这种‘口说为凭的情形之下写传记，最容易也最困难。容易者可以说‘死无对证；困难者众说纷纭，各是其是，取舍为艰。”刘绍唐在出版这部由章君?详细采录杜月笙身边门人、亲属、好友等口述的杜月笙生平行迹，而扩展和演绎的《杜月笙传》时，都已经有如此的感慨了，何况其余呢？

因此坊间虽出版了大量的杜月笙传记，或传奇，它们都犯了一个严重的弊病，那就是游谈之雄，好为捕风捉影之说，故事随意出入，资其装点。更有甚者，更以“遗闻”、“佚事”、“揭秘”为名，大肆谩骂、讥诋，遂行其某种政治目的。而其内容往往只是拾缀陈言，辗转传述，甚至以讹传讹，离所谓历史真相，真不可以道里计。

“传记”虽然不全等于“历史”，但它多少必须忠实于“历史”。如果“传记”不忠实于“历史”，那不是“传记”，而是“小说”而已。因此史学大师孟森（心史）说：“凡作小说，劈空结撰可也，倒乱史事，殊伤道德。即或比附史事，加以色泽，或并穿插其间，世间亦自有此一体。然不应将无作有，以流言掩实事，不可以其事本属离奇，而用文笔加甚之；不得节外生枝，纯用指鹿为马方法，对历史上肆无忌惮，毁记载之信用。”

而当今之所谓《杜月笙传》者，可说都是后来者夸夸其谈的，甚至写作者都没有人亲见过杜月笙本人。即令名记者徐铸成写的《杜月笙正传》，作者与杜氏也仅有一面之缘，其中的可信度有多少？实在令人怀疑。等而下之的写杜月笙者，更令人不忍卒读。

曾经与杜月笙有过不少交往的“中医才子”陈存仁就说：“杜氏并不是理想中的伟男子，完全是一个文弱书生的品型，真所谓‘英雄见惯亦平常。”陈存仁极佩服的是杜月笙判断力，杜月笙常说：“不识字可以做人，不懂事理不能做人。”他办一件事，先决定上策如何？中策如何？下策如何？还要考虑到后果会如何？好会好到如何地步？坏会坏到如何程度？他往往先听别人讲话，自己默不出声，等到别人讲完，他已定下了决策，无非是说：“好格，闲话一句”，或者是说：“格件事，不能这样做”，他的判断力极强，说过之后，从来不会变更的。（待续）